我的母亲

文学院 张锡梅

深夜接到蕙的信息，说看到母亲等人的画作被刊发在《读者》的首页。感慨已经年逾古稀的母亲，居然还能有此华丽的转身。看来，想要做成功一件事情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多大年龄，只要有心，都不为晚。

外公应该是深藏不露的高人，他的三个女儿，分别取名为自警、自省和自望，母亲是老三，叫自望，大概是外公希冀母亲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者创造自己的愿望。作为幺女，母亲自小集家中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在同龄人大多是文盲的年代，母亲读完了高小。当年昆钢等大企业来招工，母亲次次榜上有名，但每次都被仅剩一只眼睛的外婆的眼泪成功地阻挡了。于是在成为农民画家之前，母校的脚步就因为家庭的各种问题，被困在了叶榆这个大泽的周围。

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，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生会遇到一个极品的公公。爷爷满五十岁就跟父亲宣告不再干任何农活，要退休了，而且要求父亲每月准时给他发放退休工资。拿到退休工资之后，他不是呼朋唤友搓麻将，就是到小酒馆喝洒，喝醉了就开始闹事。奶奶可不是吃素的，爷爷无法冲奶奶发火，居然把矛头对准了母亲。我不记得爷爷打碎了我们家多少暖壶，弄得母亲多次暗自落泪。父亲在家，爷爷是不敢闹事的，父亲不在家的日子，只要爷爷一闹事，母亲就背上弟弟，牵着我，在外面溜达，我们坐在田埂上，母亲给我们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，直到夜深人静，弟弟在母亲的背上睡着了，周围蟋蟀声声响起，我们才起身回家。我们都睡下后，母亲又开始收拾残局。

母亲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，从未与四邻红过脸，即使对爷爷的行为极为不满，但从不出言顶撞，亦不会背后跟爸爸告状。

母亲做事亦相当认真，小时候我常常作为母亲的跟屁虫参加生产队的“出工”，在大家都说“集体做活饿死人”，大部分人能偷懒则偷懒的年代，只有母亲及极少数人在认真地干活。午休时分，是成年男女们最喜欢的时刻，他们在空旷的农田里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，以灌不会喝酒的妇女为乐，母亲颇有酒量，她总是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之后，拿起锄头继续干活，从不参与玩笑或捉弄别人。大概是碍于母亲的一脸正气，或者是母亲干了他们两倍以上的活，又或是慑于父亲的威名（父亲是浪穹县八十年代初少有的几名建筑工程师之一），红男绿女们竟不敢跟母亲开玩笑，也不敢对母亲说三道四。

母校是有名的绣娘，她绣的鞋垫、围裙上的衣腰花和飘带，绣工精细，针脚均匀，鲜花怒放，栩栩如生，再加上能识文断字，所以年轻时常常有人请她绣裹背，绣枕套，或是新娘子们的各式婚服。这两年闲来无事，还会给孙女们绣个背包。

后来，奶奶因为中风而瘫痪了，卧病在床十多年，母亲并没有因为爷爷发酒疯的问题而迁怒于奶奶，尽管我们都知道爷爷醉酒，奶奶为了自保，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把爷爷的火引到母亲这边。相反，母亲尽心尽力服侍奶奶十多年，从不抱怨。

再后来，我们几姐妹相继成家，于是母亲又多了一份重任，带孙辈。一边带孙子，一边照顾年迈而又瘫痪的婆婆，母亲比我们上班的人还忙还累，但是母亲从不叫苦，整天乐呵呵的，说是孙辈们甜甜地叫她一声阿奶，她值了。

奶奶去世之后，母亲终于不再被家事所累，在朋友们的邀约之下，年近古稀的母亲参加了沈见华老师组建的农民画社，很快，母亲绣花的功底在这里得到了发挥。她的画，以花为主，画的是白族人家最喜欢的各种花卉，牡丹、芍药、菊花等，配色自然、和谐，整体大气包容，一如她这个人。

得益于国家的养老政策，父亲很早就开始替母亲交社保，数额不菲，所以母亲到了年龄之后，开始领取社保退休工资，再加上绘画的收入，她在经济上无需依赖子女。而且父亲过世之后，母亲还很自然地接过了父亲过年过节给孙辈发红包的习惯，三月街、州庆、春节是给孙辈发红包的固定日子，她戏称是给孙子孙女们小花鱼。那条小花鱼，其实很肥的。

作为老年白族农民画社的“知识分子”，母亲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“新闻发言人”，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母亲，问母亲到成都开画展的心情如何，这个自称年轻时有五十五公斤，但如今不到四十公斤的精瘦老太太，面对镜头，一脸淡定，神色自若，微笑着说：“又激动，又自豪”。

我的母亲，即使年逾七十，仍然活成了我的偶像，借用同事的一句话：她是我心中的菩萨！